江秀霞
關于鐵礦石價格的預判，僅僅研究其鐵礦石本身的供需基本面是不夠的。由于其市場信息過于透明，金融屬性在資本炒作和國際形勢不穩定的背景下屢屢被強化。鋼鐵行業發展早于我國的近鄰日本對此就早有研究。該國意識到了鋼鐵工業對于國民經濟、軍工領域等的高度重要性，認為鐵礦石不僅僅是一種商品，更是一種重要的戰略物資，因此，鐵礦石供應鏈的戰略管理十分重要。
二戰前，日本主要以長協模式采購鐵礦石
在甲午戰爭之后的5年（1895年~1900年）里，日本不僅利用清政府支付的戰爭賠款（3.7億兩白銀）增加設備投資，加速完成本國工業革命，還同步完成了金融改革，從銀本位轉變為金本位，成為亞洲金融中心，并且利用甲午戰爭中繳獲的武器（戰艦、炮彈等）與俄國交戰（1904年~1905年），獲得了滿洲的權益，并將朝鮮納入其殖民地版圖，從此加入了帝國主義強國的行列。
日本最早、最大的官營鋼鐵廠——八幡制鐵廠就是在甲午戰爭后創建的，該制鐵廠的設備和技術從德國全套引進，并與中國大冶鐵礦簽訂了15年（后延長至30年）的長期購買協議。
在此期間，日本除了從中國和朝鮮進口鐵礦石外，還從部分東南亞國家（如馬拉西亞、菲律賓）及澳大利亞（1938年強令禁止出口鐵礦石，1961年解除禁令）進口鐵礦石。然而，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導致日本進口鐵礦石的路線被掐斷，中國便成為其賴以生存的主要鐵礦石進口國。
1945年以前，日本先后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戰時鐵礦石供應狀況的惡化令日本深刻認識到保障鐵礦石資源供應穩定的重要性。
二戰后，融資買礦逐漸取代單純進口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著手重振其鋼鐵工業及國民經濟。1946年~1960年，日本累計進口鐵礦石7615萬噸，海外依存度為84%，主要從馬來西亞（30%）、菲律賓（18%）、印度（26%）、美國（10%）和加拿大（7%）進口。
位于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在這一時期相繼獨立，日本不得不與經濟獨立地區的歐美礦業進行技術、資本合作，通過與發展中的日本國內市場相結合，出現了融資買礦模式——主要由礦業公司、專門商社（指日本主要從事鐵礦石進口代理等服務業務的商社）參與海外資源的開發融資。
融資買礦始于20世紀50年代初期，主要表現為對印度、菲律賓等地的礦山進行融資和技術指導。20世紀50年代中期，融資買礦成為主導，取代了二戰初期日本針對馬來西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的單純進口模式。
日本的自然資源十分貧瘠，二戰后國內資源被開采殆盡。因此，日本一開始就針對如何振興和發展經濟展開研究，在“國內開發論”和“貿易立國論”（針對戰后日本如何發展而提出的經濟主張，通過擴大出口實現經濟的恢復與發展）2種發展模式中選擇了后者——從海外進口煤炭、鐵礦石等資源，然后通過出口汽車、家電等工業產品來獲取附加值。
或許，也正是基于“貿易立國論”，日本國內鋼鐵工業集中度快速提升，絕大部分鋼企沿海而建，并且于20世紀70年代形成了五大鋼鐵集團［新日鐵、日本鋼鐵工程控股公司（JFE）、神戶制鋼所、日新制鋼、日本制鋼所］，并維持至今。
開發進口模式形成并走向成熟
開發進口模式，是以簽訂長期購買保證協議為基礎，通過投資開發海外鐵礦石資源，獲得穩定進口資源的方式。
1960年12月份，澳大利亞的鐵礦大王Hancock歷經8年終于從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獲得皮爾巴拉地區的開發特權。澳大利亞聯邦政府也相繼解除鐵礦石開發及出口的禁令，Hancock獲得了礦業巨頭力拓集團時任CEO杜坎爵士的投資支持。
這給日本鋼鐵工業提供了巨大的礦山投資機遇。1961年~1973年，日本粗鋼生產規模快速擴大，其鐵礦石海外依存度接近100%，累計進口鐵礦石10億噸，主要進口于澳大利亞（31%）、印度（16%）、智利（9%）、巴西（7%）和馬來西亞（6%，1946年~1960年期間占比是30%）。日本通過投資澳大利亞、巴西等地的礦山，形成了開發進口模式。
隨著澳大利亞、巴西等國家鐵礦石開發項目規模的逐漸擴大，20世紀60年代，開發進口模式開始成為主導，替代了此前的融資買礦模式。1951年~1971年，日本以礦業為主的資源投資額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5%以上。
1974年~2000年，開發進口模式逐步走向成熟，日本不斷加大對澳大利亞、巴西等地鐵礦石資源開發項目的投資。例如，日本在力拓的Robe River鐵礦子公司中合計持有47%的股份（三井物產占33%、新日鐵占10.5%、住友金屬占3.5%），在必和必拓的Newman、Yandi、Goldsworthy3家子公司中分別持有15%的股份（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占8%、三井物產占7%），在Jimblebar子公司中持有9%的股份（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占4.8%、三井物產占4.2%）。
開發進口模式的主要特點
從長期發展來看，開發進口模式下獲取的鐵礦石的價格低于鋼企通過自有或控股礦山進行內部采購的價格，同時也可以避免資源國有化、民族主義抬頭給跨國企業帶來的投資風險。
日本開發進口模式的主要參與者是日本鋼企、商社以及當地礦山企業。其中，日本鋼企承擔鐵礦石開發項目的主導者、投資者和長期購買保證協議的簽訂者工作；綜合商社則承擔主要投資者、投融資的組織者、鐵礦石代理等商務活動的承擔者、資源開發設備和材料的供應者工作。
在共同持有海外礦山權益的同時，日本鋼企和商社在鋼鐵上下游產業鏈上結成利益共同體，鋼企通過商社購買海外鐵礦石權益，商社幫助鋼企銷售鋼鐵產品。如果鐵礦石價格升高了，擁有礦山股權的商社就多賺一些，然后在銷售工業產品時讓一些利給鋼企；如果鐵礦石價格降低了，鋼企就多賺一些，也會給銷售鋼鐵產品的商社讓一些利，進而彼此共同構成一個讓日本企業旱澇保收的資源、生產、貿易體制。不論是日本鋼企還是日本商社，在持有礦山公司股份和權益礦的同時，并不干涉礦山企業董事會和管理層的價格決策，例如三井物產持有巴西淡水河谷的股份，卻不銷售其鐵礦石。這些行為習慣都是經過長期磨合形成的，并且得到了當地政府和資源開發利益相關者的認可。
開發進口模式的成功也離不開日本政府的支持。在資源開發建設的各個階段（礦山的勘探和開發、周邊基礎設施的建立、低品位鐵礦石的利用等），日本企業都得到了政府的大量援助。其中，日本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物資源機構（JOGMEC）是負責海外礦物資源開發的主要支持機構，日本貿易保險（NEXI）、國際協力銀行（JBIC）、國際協力機構（JICA）是主要的資源開發金融援助機構。
日本政府也十分重視通過資源外交降低企業海外投資的政治風險，如利用ODA（政府開發援助，指發達國家為了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向發展中國家或多邊機構提供援助）項目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源進行調查和戰略性投資布局，為本國資源企業提供海外投資機會。
時至今日，開發進口模式依然是日本鋼鐵工業確保海外鐵礦石資源長期穩定供應的主導模式。
日本鐵礦石供應鏈戰略管理對我國的啟示
日本鋼鐵工業主要起源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八幡制鐵廠，其工業發展史遠早于我國。在發展過程中，經歷日俄戰爭、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鐵礦石海外進口路線被掐斷，使得日本對確保鐵礦石供應鏈安全產生了很強的戰略保護意識。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在面對本國鐵礦石需求激增和主要供應國資源枯竭等問題時，能夠主動組織海外制鐵原料委員會先后對印度、加拿大、美國等地的礦山進行深入調查，進而能夠抓住澳大利亞鐵礦石開發投資的歷史機遇。相比之下，我國工業革命進程遠遠滯后，并且從外部環境上看，處于和平時期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我國鋼鐵工業對于鐵礦石供應鏈戰略安全缺少必要的緊迫感，我國對進口鐵礦石的依賴更多源于其經濟上的性價比考量。
日本集聚化趨勢發展較快，在20世紀70年代已經形成五大鋼鐵體系，并且與三井物產、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等結成上下游產業鏈上的利益共同體。在行業集中度方面，雖然我國鋼鐵行業已經有了明顯改善，但與日本相比依然存在差距。此外，鐵礦石資源開發項目投入大、時間跨度長、風險高，并非某一家鋼企可以一力承擔。
首先，借鑒日本的開發進口模式，我國需要提高行業集中度，打造超大規模的鋼企、鐵礦石資源開發及貿易商，共同承擔海外鐵礦石及有關資源的調查、開發、投資等工作。其次，我國還應加強政策性金融機構對海外資源開發的融、投資支持，特別是在調查、勘探初期，政府應盡可能幫助解決企業開發項目所需的資金問題。最后，我國不僅需要整合上下游產業鏈，還需要構建國家層面的鐵礦石產業鏈戰略保障。
目前，我國鐵礦石資源不僅在供給端被寡頭壟斷、需求端高度依賴進口，在市場定價機制上金融屬性也日趨成熟，鐵礦石價格不僅僅由供需層面決定，同時還受到資本炒作、國際形勢等因素的影響。
從日本鐵礦石戰略管理和布局中可以得到的啟示不僅限于以上內容，如何在全球鐵礦石資源定價和布局中獲得主動和定價話語權是一個開放性的、涉及面頗廣的問題，還需要行業持續不斷地探討。
鏈接
20世紀以來日本鋼鐵工業發展趨勢思考
日本鋼鐵工業發展的3個主要階段
第一階段（1900年~1945年）：經歷明治維新、中日/日俄等戰爭，日本獲益頗豐，迅速成長為東亞強國。隨著軍國主義盛行，日本步入窮兵黷武的階段，國內產業政策（包括鋼鐵工業）向軍工方面傾斜。在此階段，日本鋼鐵工業加速發展。但是，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日本鋼鐵工業幾近癱瘓，1945年粗鋼產量同比下降70.8%，從1944年的673萬噸驟降至196萬噸。
第二階段（1946年~1973年）：二戰后的日本幾近破國，1946年粗鋼產量僅有56萬噸。在“貿易立國論”和“傾斜生產方式”（1947年1月份開始實行，政府有重點地分配物資，設立復興金融金庫，對煤炭、鋼鐵等產業部門提供大量貸款）等基本國策和行業政策的引導下，日本鋼鐵工業又奇跡般地“復活”了。
在此階段，日本非常注重對海外經濟發展形勢和鋼鐵需求結構變化的研究，分別于1950年、1956年和1961年對本國鋼鐵行業進行了政策調整，在推進鋼鐵工業發展壯大的同時，通過引進、消化、創新技術推動鋼鐵工業轉型升級。1973年，日本粗鋼產量創下1.19億噸的國內歷史紀錄，至今未被刷新。在此階段，日本粗鋼產量年均增幅為24%。此時正是日本鋼鐵工業發展最快、轉型升級最頻繁的時期，也是日本針對鐵礦石供應鏈管理進行戰略布局的關鍵時期。
第三階段（1974年至今）：這一時期，日本經濟迅猛發展，在對外投資和貿易極度興盛之時一度宣稱“可以買下整個美國”。然而同期的國際環境極不平靜。
一是3次石油危機。第一次原油危機發生在1974年，原油價格從3.01美元/桶提高至10.65美元/桶；第二次原油危機發生在1979年，原油價格從13美元/桶上漲至1980年的34美元/桶；第三次原油危機發生在1990年，1990年8月份伊拉克攻打科威特，隨后的2個月原油價格從20美元/桶上漲至42美元/桶，但隨著國際能源機構啟動緊急計劃，向市場投放儲備原油，以沙特為首的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也迅速增加產量，原油價格很快被穩定了下來。3次石油危機導致所有工業化國家經濟增長明顯放緩。
二是G5國家（美、日、德、法、英）簽訂廣場協議。1985年9月22日，G5國家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的協議。該協議簽署后，不到3個月的時間里，美元兌日元匯率從1美元兌250日元下跌至1美元兌200日元左右，跌幅為20%。在廣場協議簽訂后的5年里，日本股價每年上漲30%，泡沫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剪刀差”越來越大。1989年，日本政府開始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以股市和房市為代表的經濟泡沫被戳破，股價大幅下挫，幾近腰斬，銀行壞賬比例大幅攀升，拖累日本經濟進入十幾年的衰退期。
三是兩次金融危機，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日本粗鋼產量隨著海外經濟震蕩起伏。1974年~2020年，日本粗鋼年產量平均為1.05億噸。在此期間，日本產業結構向高附加值的加工制造領域傾斜，貫徹“技術立國”戰略，以科技進步推動鋼鐵工業結構優化并向高附加值方向發展。
日本鋼鐵工業的可鑒之處
一是產業集聚化發展趨勢。日本自然資源匱乏，生產鋼鐵所需的鐵礦石、煤炭、石油等原料均依靠海外進口，加之日本國土狹長，擁有較長的海岸線，將鋼鐵廠建在沿海地區十分有利于該國進出口貿易的開展。因此，日本沿海地區的鋼廠均為大型鋼廠，合計產能可以占到日本鋼鐵總產能的87.3%，消費量占83.9%（1976年日本官方發布數據）。雖然在非沿海地區以小型鋼廠為主，但是日本鋼企在區域布局上相對集中。從產業布局相對集中的特點來看，我國與之頗為相似——大型鋼廠傍海而建，小型鋼廠多建在內陸且以短流程、滿足區域需求為主。
二是創新技術，引領產品結構由低端向高端升級。鋼鐵工業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的脊梁和下游制造業的原材料供應之源，其科技進步將引領整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
日本人的勤奮好學在助推該國鋼鐵工業及時轉型升級、提升科技投入/產出比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日本在其鋼鐵工業發展的不同階段主動引進先進技術，并在此基礎上大搞技術創新，快速突破原有技術指標，將其提高至世界先進水平。例如，1951年日本引進美國帶鋼連軋技術，1957年引進頂吹轉爐煉鋼技術……這不僅提高了日本煉鋼技術水平，并且成功將其從煉鋼技術的進口國轉變為出口國。
此外，更加需要關注和學習的是，日本在積極加大對鋼鐵工業投資的同時，也十分重視投資效果。1957年~1976年，日本鋼鐵工業投資總額雖與當時的歐洲煤鋼共同體大體相同，但同期日本的鋼鐵產能增加了1.24億噸，遠高于美國的3600萬噸和歐洲煤鋼共同體的9700萬噸。
日本鋼鐵工業的技術經濟指標是非常先進的，日本鐵鋼比僅為0.75，鋼材成材率為94.4%，特殊鋼產量比例達到18.9%。其還從美國引進了先進的管理體制，以高度的自動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發展水平提質、降本、增效。日本鋼鐵工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技術創新、管理革新對鋼鐵工業的快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同時，日本對于全球鋼鐵需求結構的變化趨勢非常敏感，能夠根據全球鋼鐵產能和需求的變化，迅速調整上下游產業的投資戰略——減少普通鋼材的投資和生產，增加高附加值產品的研發與生產，并且達到特殊鋼產業綜合發展能力全球最強。1990年~2011年的全球特殊鋼專利中，日本申請量占全球申請總量的71%。
